生死之间
一九七五年, 江西省赣州市。钟海源，赣州市景凤山小学教师，因为支持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而被关押。关押期间，因拒不认罪，而且在监狱的墙上写下“打倒华国锋！”，也被定为 “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钟海源被五花大绑，批斗游街，之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执行的军人故意朝她右背，而不是左边心脏处开枪，使她不会立刻死亡。早已等候在旁的医务人员一拥而上，把她抬进附近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剖取了她的肾脏。这个肾脏很快被植入了在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里等待肾移植的一位高干子弟的身体。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增长，与此同时，是高额利润刺激下日益惊人的器官移植数量。特别是在1999年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现爆炸式增长。200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数已达到近2万例，列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享受器官移植的人群也从中共高官特权阶层扩展到所有能付得起高价的有钱人。在2007年之前，只要能负担数十万人民币的费用，中国的许多大医院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从2000年以来的六七年间，一些医院公开声称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是一周到四周，甚至是几天。许多大医院的移植手术多台同时进行，昼夜不停。
在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后面，却隐藏着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些用于移植的大量的人体器官到底来自何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象钟海源一样被活摘器官的惨剧是否还在上演？
美国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拥有全国性的器官捐献者数据库和等待者数据库，以及一个高效的全国性器官移植和共享网络。约八千万人的志愿人群同意死后捐献器官。与此同时，亲属间捐献器官的数量也很大。即使这样，在美国做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是相当长的：心脏-近八个月；肝脏-两年零两个月；肾脏-三年零一个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来源于健康的人体，而且在移植中器官的缺血时间必须非常短，肾脏要求少于十二至二十四小时，肝是十二小时，而心脏是四至六个小时。所以，如果不是亲属间的活体捐献，用于移植的器官只能来自于刚刚死亡的健康的志愿者；不仅如此，病人只能接受血型和组织型与自己相匹配的器官。在非亲属的人群中，这种匹配的机会只有百分之六点五。显而易见，等到一个合适的健康器官的概率是相当小的。
在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原因，以及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中国人志愿捐献器官的人数少的可怜。到二零零七年九月为止，中国只有“61例脑死亡者捐献器官”。而亲属移植只占器官移植总数的1.1%。合法合理的器官资源如此匮乏，可是中国的大医院却似乎根本不用担心器官来源的问题。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他的网页上声称，“(得到匹配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曾经明确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成立于2003年，关闭于2007年9月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网站，设立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内，是一家面向外国人的器官中介机构。通过这家机构， “寻找匹配的(肾脏)捐献人可能只需要一周，最长不过一个月”。不仅如此：“如果捐献人的器官有什么问题，那么在一周内患者可得到另一器官，并重做手术”。
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报导：“我国……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那么，这个 “非卫生部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在被关闭前透露了更为惊人的信息。在网页的常见问答中赫然有这样的一组问答：
问：即使移植手术成功，术后存活期也不过2~3年吗？
答：的确我们会经常听到这类提问，但这是指在日本开展的由脑死亡者提供的尸体肾移植。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问：接受肾脏移植，是否会感染上其他的疾病，比如爱滋病、肝炎等？
答：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進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 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
这一组问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 器官不是来源于尸体或者脑死亡者，而是来源于活着的人。
而这家中心并不是中国唯一提供这种活体器官的单位。
(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话务台)：你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话务台，请直播分机号。人工服务请拨零。
问：你是肝移植中心，它的号码是多少？
(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话务台)：转接中，请稍候
医生：喂，你好
问：我现在有一个表妹呀，丙型肝炎18年了，是慢性，活动性……
医生：丙型肝炎是吧？
问：对，但是现在……
医生：我给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问：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医生：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问：不是，你现在不是说有新鲜的，有活的人的……
医生：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问：啊？
医生：都是活的！
要保证这种大批量和快速的人体器官的供应，先决条件是一个由活人组成的器官供体库。而且，这个人群必须是被严密控制的，因为对他们要求可以随时抽血，检查身体，然后，根据移植病人到来的时间，摘取他们的器官，以保持器官的新鲜和活性。那么，这个器官供体活人库到底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
国际社会广泛认为，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数量上看，单单死刑犯这一种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在近十年来暴涨的现象。虽然中国死刑犯的数量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6日在“中国死刑数量明显下降”一文中的报道，“十几年来，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死刑数量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2000年之后的六年间，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是2000年之前六年总量的三倍多。如果中国百分之九十八的移植器官都来源于死刑犯，那么如何解释这十年来在死刑数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器官移植数量却急剧上升的现实呢？是因为移植技术进步的原因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肾移植的情况。在中国，肾移植的技术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成熟了。在此之后的1998年，中国肾移植的数量是3596例， 2004年则超过一万例，三倍于1998年的数量。从1998年到2004年，肾移植技术已没有多少提高的余地，很明显，技术进步不是中国肾移植数量暴增的原因。
况且，死刑犯的判定需要经过审判，上诉等诸多法律环节，不能来一个器官移植的病人就可以判一个死刑，然后拉出去就杀了取器官。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如此方便迅速的被摘取器官，被夺去生命呢？除了死刑犯之外，这个被迫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巨大人群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面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是矢口否认。可是，在二零零五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分部召开的会议上，首次公开声称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之说。二零零六年十一月，黄洁夫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再次表示，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此后的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毛群安在接受英国BBC专访中，一改自己以前的说法，也称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显然，对于是否公开承认死刑犯器官来源，在中共内部有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是什么迫使中共统一口径，高调承认自己几十年都不愿承认的丑闻？是良心发现，还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号，海外的法轮功明慧网突然登出一条来自于中国的消息。消息说"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残酷的令人难以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五年后，2006年3月8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中共驻日媒体记者，向美国大纪元时报披露，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此。他们最后会被杀死，内脏被摘取，用于移植。
采访：您估计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压在里面？
我不能很确切地说那个数字，因为经常性有人员变动。有资料表示这个数据。但是在当时所得到的数据，应该是有六千人。
当时是在什么时候？
当时是在两年前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里面可能是在被强迫转化，被打、被关压，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器官被取出来被移植、被卖，是这样理解吗？
我认为是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上了手术台，取出了脏器，我认为是这样一种情况。
这些人还有出来的可能性吗？
我只能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出来，他们能够平安地回到他们家人身边。
九天之后，一名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工作的女子向大纪元提供了关于这个神秘关押地点的更多细节。她说，这个秘密关押地实际上就设于她所工作的医院内，具体地址是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49号。在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骇人罪恶。她的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的手术，他深受良心谴责，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
录音：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若说从死人身体上摘除器官，这还好说，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很多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以后，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中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苏家屯事件的第2位证人出来作证之后，人们在震惊，焦虑和各种猜测中又度过了十多天。奇怪的是，对国际舆论一向敏感的中共，这一次对如此惊人的指控居然保持三个星期的沉默。直到3月2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苏家屯事件进行否认。 称之为“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他还邀请国际媒体亲自到苏家屯调查。
旁白：也许是对外交部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2天之后，一名署名沈阳军区老军医的国内人士给大纪元网站投书。再次证明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集中营有几十处。 一个月后，老军医再次投书大纪元，公布更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细节。
他说：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 (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
这位老军医还说：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份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
旁白：接二连三的爆炸性消息也许让很多人觉得残酷的难以接受。不过从中共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中共建政以来，从一九六零年第一例肾移植开始，利用犯人的活体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来满足党、政、军界高级人员健康需要，便已经成为惯例。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像江西的钟海源当时被摘取一个器官，为了给一个飞行员移植肾脏，她的肾脏就是被活体摘除的。钟海源是作为一个政治犯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也就是说，在中共这个系统之中，当一个人被打成政治犯了，当一个人成为中共的敌人，或者是被划定为是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时候，那么怎么对他都不过分。那么法轮功学员在受迫害的时候，很多方面都符合了这个条件。一个，中共拚命的妖魔化。把他当作是一个最大的敌人来对待，所以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经把法轮功作为敌人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文规定了三种死刑犯的器官可被摘取用于移植。这个规定为摘取死刑犯器官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更可怕的是，他突破了警察和医生等当事人的道德防线。当一些人的身体被法律定义为一个产业的原材料时，人对人身体的敬畏和尊重就已经被冲击的荡然无存。
横河：当时上访的时候，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连累其他人，把自己的身份证毁掉了，被抓以后也不报姓名，也不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所以这样的人对于中共、对于那些要取活体器官这样的人来的话，这批法轮功学员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失踪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会报案。
旁白：毋庸置疑，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产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声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 2004年1-6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2007年7月18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报道称，位于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2006年9月，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暴增，是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开始的。苏家屯事件，以及沈阳老军医所曝出的内幕，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原材料。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及驻华大使馆人员在中国官员的陪同和引导下，先后两次访问苏家屯的血栓中西结合医院，随后发表声明，声称“没有发现和医院功能不符的设施”。
而与此同时，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国际媒体的邀请，法轮功学员及第三方的律师，学者，及媒体记者组成 “调查真相委员会”，向中共驻海外使领馆申请签证，要求前往中国独立调查苏家屯事件，结果一律遭到拒签。
一方面是详细的内幕曝光，一方面是中共长期沉默之后的矢口否认和拒绝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整个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
面对如此可怕而又翔实的指控，如果世界漠然不理，将是整个人类的耻辱。虽然中共对独立调查设立重重障碍，但是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并没有知难而退。人们把视野从苏家屯扩大到整个中国。他们决心要搞清楚，在中国，是否真的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成立独立调查团，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
６月２日，两位调查员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信函，询问如何可以进入中国，在不受中共政府的监视的条件下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独立调查。
６月２3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签证请求。
不过，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了中国。他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Mr. McMillan-Scott）。二零零六年5月20至24日，在为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人权民主报告期间，他来到北京，会见了包括欧盟代表团在内的各方官员及人士，其中包括两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和曹东。曹东向他讲述了他在监狱中的所见。
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Cao
Dong is in his 30’s. He has been a prisoner in northern
（中文翻译）：曹东，三十多岁，曾经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监狱被关押。他非常紧张的讲述了他在监狱中的所见，他的紧张我完全能理解。我问他是否知道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这样的行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经营的一个利润丰厚的买卖。他说，他只能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轮功学员，也被关在这个中国西北部的监狱里。有一天，他的朋友失踪了。下一次他看到他朋友时，是在监狱医院里，他看到了他朋友的尸体。尸体上有洞，他的器官很明显被摘除了。这些曾被关押的人们和我会面后，被逮捕了。后来，曹东因为和我见面而被定罪，只是因为和我，欧洲议会的副主席见面，他就被判刑五年，现在仍被关在监狱中。
但是，调查仍在继续，更多的人在加入调查。在他们中，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医学项目副主任柯克-阿里森博士，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莱米等等。他们各自组成独立调查组，在全世界寻找证人。他们访问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寻找曾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还有相关的医生。
首先人们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曾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自己经历了什么。无一例外的，他们谈到了酷刑，洗脑，威胁，还有，就是反复的，格外仔细的身体检查和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调查报告中三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证人之一。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
甘娜：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曾任职于对外经贸部的张亦洁被前后关押7次。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法轮功学员张亦洁：“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查体一次。像这种常规的肝功化验，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样的。在劳教所抽血时候，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大的多，我们就说怎么抽这么多。”
邹玉韵是来自广州的法轮功学员。她曾于2000年一月被投入广州槎头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零十个月，后又被抓捕，辗转于广州的五个洗脑班被反复折磨。
法轮功学员邹玉韵：“转到最后一个洗脑班又没有别的肯收了，就转到天河区那个洗脑班去了，那个医生就专门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很详细，还有脑电图，当然抽血是必然的哪。当时令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做那个心脏检查非常非常的仔细，结果后来又带我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他觉得又要带我再去做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我就说，我心脏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老是在我心脏上作文章？”
调查员助理利夏：他们会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检查，他们会做肝脏和肾脏的超声波检查。他们会取很多血样。有时，他们会把血液抽出来，放到八个不同的试管中，这说明他们在做组织配型。也就是，检查看有没有病，有没有那种使器官失去利用价值的疾病，同时也在看（被抽血者）和器官受体的血型和组织是不是匹配。他们还做很多尿液检查，看肾功能是不是健康。
旁白：一方面是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另一方面是奇怪的体检和抽血，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让很多不知情的法轮功学员迷惑，而更奇怪的是，进行体检的医生并不救治真正受伤的人，而只对健康的人感兴趣。
法轮功学员张亦洁：“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生生被他们毒打迫害，致使两个膝盖和腰受了重伤。在劳教所的时候，我的膝盖有几次伤痛复发，肿的就像小孩头一样，在班长和包夹几次跟干警要求下，他们都不带我上医院的。”
利夏：例如，我们听说在马三家（劳教所），当妇女被带到马三家劳教所时，他们会被带到劳教所医院进行健康检查。如果某人因为酷刑而无法站立，被用担架抬进来，也就是他们在拘留所或者是马三家已经被殴打过，那么医生看见她们就会挥挥手，让她们被带走。如果她们明显被酷刑折磨受伤或因此得了病，医生对她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想要年轻健康的人。越是健康的人，身体检查的越全面细致。
旁白：2008年7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找到一个曾被关押在江苏省某监狱的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Lanny。从2005年3月至2007年初，2年多的关押期间里，Lanny曾被换了17个监号。在里面关押的时间长的犯人告诉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证人Lanny：因为在看守所里面每年都要进行至少2次 的体检，关了很多年的老犯人就偷偷的告诉我：这是要摘取这些人的器官，你看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是要摘他们的器官，就是死刑犯和法轮功的学员。因为检 查这些人的身体的时候特别的仔细，而检查别人的身体就是一带而过了。主要是对这些死刑犯和法轮功的人员的身体检查是主要的。
旁白：Lanny曾亲眼目睹被器官活摘者被带走之前被注射药物的景象。
麦塔斯:（中文翻译）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被用注射器从静脉注射了一种麻醉药物 （记者：是在脖子上吗？）在脖子上，是的。
Lanny: 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他被绑起来，五花大绑绑起来，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因为他打了麻醉剂，打那么一个大针筒，很大的针筒呐，我估计有我们三个手指头并在 一起（这么粗的）大针管呢，里面有半管水（液体），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它有半管针管，等我们提审回来，这针管的水（液体）没了，这个人就倚在床上，闭着眼 睛。
麦塔斯: （中文翻译）一个医院用的白色厢车总是停在外面。
Lanny: 它车子开进来嘛，车子开进大院子里面，你提审时看得到，白的车子嘛，很大的，比救护车大。
麦塔斯:（中文翻译）牢头告诉Lanny这个人其实是要被活摘器官的，外面的那个厢车是为了干这个用的，静脉注射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旁白：2006年11月，Lanny 被转到同一监狱的另一监室。这里还关押着一个姓陈的法轮功学员。
Lanny: 我进去他已经快要走了呀。跟我待没多久了，跟别人待的时间长。他不守规矩打，后来打得很重了，腿也打断了，他坐也坐不起来，腰也打坏了。他看着呼吸很困难的，打到最后。就把他拖出去了，就没有了，这个人。
麦塔斯: （中文翻译）牢头说，（对这个法轮功学员）和对待死刑犯基本是采用一样的程序：一个人来对其进行验血；将注射器插到其脖子里；穿白大褂的人来将其带走；一个医院的白色厢车在外面等候……
Lanny: 后来他们说这个人肯定就是被活摘器官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很，在那个监狱里头是讲的很多的呀，就是把法轮功打的，然后活摘了，这是很多的人。因为活摘器官和枪毙的，在监狱里面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没什么隐瞒的事情，好像在外面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旁白：证人Lanny表示，警察这样毒打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获得其器官。如果某个学员的血型和组织型和一个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相配，这个学员往往会成为被毒打的对象。
记者：他是看准了，这个人是病人所需要的人，他就打这个人？
Lanny: 哎，就对他严格，就对他特别严格，动手打啊，就是迫使你和警察闹翻的。先是小闹翻，然后就打你，打了你不服气，就再闹，再闹就再打嘛，打了几次就打伤了，打了把你肋骨打断了，腿打断了……
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莱米访问到的一个证人的证词也印证了LANNY的描述。
利夏-莱米：（中文翻译）例如，我们在曼谷采访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于新会。他在南方的广东四会监狱被关押了六年。他说，在犯人中这已经是常识了，常常有人会被带走，每当有人需要器官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是某个官员，或者是某个有钱人。每当这时，监狱里就有人会被带走。有时，别的犯人或者是狱警会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老实，我们就杀了你，然后卖你的器官。
于新会：其实，我们在监狱都知道，只要你死，或者你还没死，其实都要把你的器官搞定。
旁白：于新会在监狱里曾经过三次身体检查，最后一次是在2005年的3月，在武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监狱里的人都知道，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份名单，每年都会有一次，名单上的人会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
利夏-莱米：（中文翻译）每年都有一次，一个大汽车会开来，它会在监狱的各处兜一圈，然后停在监舍的楼外。警察会手里拿着一个名单来到楼里，他们会进到不同的监舍，（按照名单）叫某个人的名字并核实身份。好，你是这个人。好，拿上你的鞋和外套，跟我们走。他们甚至不许带任何其它个人物品。到下一个房间，找到要的人，整个过程非常可怕，因为谁都不知道谁会被带走，为什么（被带走），带到哪里去。他们只是把这些人搜集起来，放进大车里。有时有两辆，三辆，或者四辆大汽车，在深更半夜里，装满人，然后拉走，从此这些人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旁白：于新会曾在GOOGLE的网上卫星地图上，向调查员指出深夜带走法轮功学员和犯人的汽车在监狱里的停靠地点。在两位调查员访问的证人中，有15人曾象于新会一样被迫接受可疑的身体检查和抽血。
麦塔斯:（中文翻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个法轮功学员，你进了监狱，你基本上就处于被活摘器官的流水线上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FILLER
旁白：为了取得更直接的证据，海外的调查员以需要换器官的海外病人或其家属的身份，打电话直接询问中国的移植医生有关供体的来源。
Kilgour: 有人问：你没有進入到中国，你怎么知道的？事实上，我们通过一些非常聪明的会说国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進入到了中国。他们所做的是给医院打电话，假装要求得到法轮功的器官。
(录音1)
问：您是郑州医大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吗？
答：哎，对，对，
问：我主要想咨询一下，你们这里可以不可以做移植手术，
答：可以，
问：要多少钱？
答：你最少准备6万块钱吧，
问：6万是吧，最好肾脏是健康的， 很健康的，
答: 肯定是健康的,绝对给健康的，不健康的还不要呢.
问: 他们说那炼功的，炼法轮功的健康,你们这里有没有？
答: 嗯,嗯.我们都是选年轻的健康的肾脏.有本地的和外地的，年龄大的一概不要,这一点你绝对放心.电话里关键我不能跟你说太多 ..
问：你是说有是吧，
答：嗯，
问：你贵姓？
答：我姓王。
(录音2)
问：（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宋主任吗？
答：啊，您说吧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被对方打断]
医：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录音3)
问：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吗？
答：是
问：你们这边有没有可能有几个法轮功这样的肾源？
答：法轮功该用就用呗，管他法轮功不法轮功！是不是！
(录音4)
问：你好，是中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吗？
答：对，什么事？
问：我是要咨询一下，
答：那你等一会啊，我去叫医生来好吗？
问：哦，好，
答：喂，喂，
问：哎，你好，你是医生吗？
答：哎，你是哪里？
问：你贵姓啊，我怎么称呼你啊？
答：我姓沈，
问：你姓沈哪？你们可以做移植手术啊？
答：可以做的，
问：那要等多久啊？
答：你来了以后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问：那提供的这个要健康的新鲜的，
答：那当然是好的啦！给你提供的都是青壮年，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这个我们都是这种。
记者问：你确信这些电话的可靠性吗？
大卫乔高：是的，我有这些电话号码的纪录和日期。相信我，我曾经是一名检察官，我知道会有怀疑, 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每件事都做得准确无误。 我听过这些录音，当然是他们是讲中文，我们请到有执照的翻译，他证实我们手中的资料是电话录音的准确翻译文稿，如实反映了对话的内容。
旁白：另外，总部设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用类似的方法证实了同样的结论。其中一例，是2007年六月至七月间，该组织的一个调查员电话联系到了解放军三零七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几十分钟。
调查员：你就给我打听一下……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是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知道嘛，搞过这两例。
调查员：是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中介：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是说像法轮功搞过， 我也跟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现在呢，比以前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
调查员：你原来搞的那个是在哪个地方搞的？
中介：嗯，是在那个西城。
调查员：对。还有，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中介：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嘛，他会出资料给你，这您放心。
调查员：噢，那好。
在获得这份证词的同时，出人意料的是，以色列警方侦破的一个案子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明。2007年7月31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他们涉嫌作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中介人，从患者身上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被逮捕的疑犯是麦迪特(Medikt) 公司总裁雅伦•尤杜丁（Yaron Izhak Yodukin）和他的同伙。以色列最大的报纸，“最新消息报”报导说， 2006年11月17日，尤杜丁在不知道被录音的情况下向未偷漏真实身份的该报周末杂志记者表示，他们公司帮助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这篇报道发表后，以色列当局开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并证实了报导的内容。
针对国际社会的调查，中共的反应一如既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报告，总体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的。”
一方面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坚决否认，一方面是悄悄的对调查设置各种障碍。
2006年8月，在澳洲的墨尔本，国会议员VICTOR PERTON邀请大卫乔高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结果中共领事馆向所有的国会议员发信，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个论坛；2006年9月，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芬兰议会的人权委员会接到中共使馆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和大卫麦塔斯见面会谈；2007年5月，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附近的BEILINSON医院举办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讨论会，邀请麦塔斯先生演讲。结果中共使馆向以色列外交部和卫生部施压，要求医院取消这一活动或者是取消对麦塔斯的邀请.
中国的那些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内容也悄悄的在发生变化。不少关于器官移植的数量和等待供体的时间的纪录被删除或者修改了；有的网页消失了。不过，在对互联网的各网页历史内容存档的互联档案网上，还能查到一些中国移植网站删改前的纪录。
精致化的反面宣传同样被用来针对调查。2006年底和2007年初，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两版独立调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回应，2007年6月，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制作并播出一个名为“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的电视片。片中以采访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独立调查报告中的一些被调查的官员和医生的手法，来反驳报告的结论。这个电视片的DVD同时由中共驻外机构向海外派发。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电视片破绽百出，恰好反过来证明了独立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旁白：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引用的数据之一，是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主任委员石炳毅在中国官方的“健康报”2006年3月2日“器官移植要设高门槛”一文中提到的数据。石炳毅在这篇采访报导中说，“全国至今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余例，仅去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然而，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石炳毅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这样的数据。
“凤凰卫视”采访石炳毅：“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头脑里就没有这样的数字，我没有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哪一个时间点是多少例，我没有这样的数字，所以我也不可能说。”
旁白：大卫报告中引用的石炳毅的话的原文在互联网上还有据可查，而且被其它中国国内媒体转载。而来自中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其他专家给出的相似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也在中国的政府和媒体网站上比比皆是。2004年9月7日一篇人民网的文章中，引述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教授的话，指出根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３年，中国累计完成器官移植５．５万余例。中共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的网页上一篇2005年8月31日的文章的头一句话就是，“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实施8万余例各种器官移植”，这些数据与健康报2006年报导中引用的9万余例的数字互相呼应。
旁白：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中的另一类证据是对中国大量医生的电话调查记录。在被调查的医生当中，很多承认自己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广西民族医院的卢国平医生就是被调查的医生之一。凤凰卫视节目采访了这个卢国平医生。卢医生在采访中承认接到了调查员的电话，承认被问到了录音中的问题，但是否认自己做过那样的回答。
凤凰卫视采访卢医生：她问我那边是不是用的是法轮功的那些器官，我告诉她 我说我并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手术，不知道他们器官是怎么来的，这方面我没办法回答她。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凤凰卫视采访卢医生--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说，你们以前用的法轮功供体是从监狱里面还是从看守所里面拿的，它里面说我的回答是从监狱里面拿的，但是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回答是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资质，我本人也没有这种资质，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凤凰卫视采访卢医生：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她说，那你们都要到监狱里面自己去挑选吗？她当时说我的回答是对，肯定说要去挑选的。这个问题当初根本都没有问到，没有那回事。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那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挑选啦。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血怎么办？
（调查电话录音）他肯定会让的。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他怎么会让呢？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有法警人员的，你怕什么？这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这个问题，他们会有操作。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不是，我知道。他会知道给他取器官移植吗？他会知道吗？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不知道。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他不知道啊。那就不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就不让抽了，是吧？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对对对对对。
（调查电话录音）调查员：那怎么说服他？他说你抽血干什么，那你怎么讲呢？
（调查电话录音）卢医生：这个他们会有办法，反正这不是你当心的问题。
麦塔斯: 我觉着他们的那个电视片很有意思。看到他们把这样一个回应放出来，如此愚蠢的回应，我觉着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对指控的）的一个确认。我觉着，如果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否认他们自己网站上的信息，或者有录音在案的事实，那么，很明显，我想我们是抓到其要害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报导出来，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开始关注此事。
2008年11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委员会发表的总结性报告明确要求中共说明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量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及无法解释的巨大的器官供体的来源，并责成中共立刻就此展开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涉及人员。
而这一切真相的揭示，缘起于发生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台上的一件小事。
2006年4月13日，苏家屯事件的女证人，一位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医生的太太，在美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以录音的形式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安妮录音）”...我丈夫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里，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剪开这个病人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转法轮的那个护身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这位在昏迷中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在她弥留之际的这件小事，惊醒了这位医生做人的良知，从而揭开了一个惊天黑幕。但是，要彻底终结这个罪恶，需要更多人良知的惊醒。这个前所未有的罪恶，将许多无辜的生命置于生死之间；而面对这个罪恶，每一个人的选择，会将整个民族的良知置于生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