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灏年：中共统治下的自杀潮(一) ----------------------------------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8月26日讯】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杀人史，不仅直接屠杀百姓，还运用各种手段逼人自杀。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来看旅居美国的著名历史学者辛灏年的分析。 1949年，中共建政。从此，中国大地频繁的上演政治运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 与这些运动相随的，是当局对各层民众的屠杀。 历史学者辛灏年：“镇压反革命份子之前就已经开始镇压了。1948年6月，在共产党占领的地方就已经开始了清匪反霸运动，所杀的数字据说是200余万，也有的数字是400万。第二，土改运动杀地主，到目前为止，大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200万到300万之间。然后就是知识份子，从思想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运动的主要对象。” 历史学者辛灏年表示，中共撒了太多的谎。1949年后，中共为了执政合法性，把那些知道中共真实历史的人，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敢言的人统统杀光，来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基础。 而中共杀人的手段，除了直接杀戮，还逼迫民众自杀。 辛灏年：“中共发动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一场大屠杀运动。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是，中共在49年以后所发动的每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都是自杀运动，逼迫无辜的知识份子、无辜的人民、无辜的男女老少不得不自杀的运动。” 辛灏年说，中共统治下的这些自杀潮，除了个人和社会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杀人和逼人自杀的制度。 辛灏年把80年代以前的自杀潮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正式夺权之前的1948年6月的清匪反霸，到1955年的肃反阶段。 辛灏年：“我把这个阶段叫做巩固政权阶段。中共它大开杀戒，屠杀了数百万人以上，同时它也大开了逼迫无辜人民去自杀的重要情节。目的是什么？用屠杀或逼杀来巩固它的新生的共产党政权。” 第二个阶段，是1952年9月到1956年，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也就是中共要改造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阶段。 辛灏年：“来消灭资本家阶级，消灭农村的地主，消灭小农经济，要搞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直到人民公社。1220这个阶段就属于中共在经济上进行屠杀和逼杀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1957到1965年，从反右运动到四清运动阶段。 辛灏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清算所谓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不仅消灭他们的肉体，特别是要消灭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兼非共产党思想。这一阶段的屠杀是极其残忍的，这一阶段就是灵魂屠杀阶段，也是灵魂逼杀阶段。凡是有自己的思想、凡是有自己的认知、凡是对历史有自己看法，凡是对共产党有自己理解的人，不是被屠杀就是被逼自杀，或者是彻底被洗脑。” 辛灏年表示，第四阶段，是1966到1979年，即文革和文革期间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段，这也是中共49年以后屠杀和逼杀最血腥、最残酷的阶段。 辛灏年：“这是党内的血腥内讧阶段，也是党内的大屠杀阶段。并且这个大屠杀伸延到整个社会，让过去被宰杀过，没有杀死的，或者依然生存的那些（人）进行再次屠杀和再次逼杀。” 在这期间，自杀的人群，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和变化。有国民党员、地主，也有知识份子、学生，更有满怀一腔热血归国，想要报效祖国的各行精英们。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专访辛灏年：中共统治下的自杀潮(二) ----------------------------------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8月27日讯】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份子群体，突然出现大量的自杀现象。自杀者中有不少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 我们继续来看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讲述的中共治下的自杀潮。 5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社会便处在恐怖气氛中。各地自杀噩耗频传，但大多没有公开报导。 有估计指，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50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中，又有20万人自杀。 历史学者辛灏年表示，这些数字可能还保守了一点。 历史学者辛灏年：“一场镇压反革命就是50万人以上，因为毛泽东自己承认的，秦始皇只杀了460个儒生，我一次就杀了4万6千人，公安部统计是70多万人。而镇压反革命以后有20万人自杀，主要是资本家、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资本家、工商业者里面，该有多少是知识份子。” 在1949至1976年的二十多年里，大批著名的知识份子走上了自杀道路。其中不少人年富力强，处于事业高峰期。例如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等，国学大师熊十力、周予同等。 山西省《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撰文指出，这一时期的知识份子自杀，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 中国翻译巨匠傅雷夫妇，因不堪红卫兵侮辱，1966年9月3号在家上吊自杀。仅隔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 ，便双双自杀。又过了三天，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傅雷的生前好友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随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谢泳发现，1952年、57年和1966年，是知识份子自杀潮的三次高峰。这三次高峰，都和政治运动中的恶意人格侮辱有关。特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份子自杀，达到了49年后的第一个高峰。 一位研究三反、五反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情景：2月中旬开始，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不下万人。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各处商阜，都有同样情形出现。 辛灏年：“兆丰花园是我一个亲戚住的地方，也是我长居的地方。（那时）几乎每天经常的会悬吊三五个人在树枝上，不以为怪。上海的棺材几乎全部卖空，中共为了节约木料，只好大办火葬场，火葬场开张后，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天天客满。什么客？自杀的人的尸体。”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知识份子自杀的第二个高峰也随之到来。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造成致命打击，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自杀。 在中共的《内部参考》可以看到极少一部分案例，包括：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云南昆明政协委员汤汝光，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著名女散文家杨刚，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忏，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等。 辛灏年：“某位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写的很清楚，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原来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并且登报声明和‘反动'的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结果《人民日报》在报导他们的系主任的时候，居然污蔑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院领导权。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他觉得他没办法再活下去了，自杀了。原因是什么？他成分不好。他父亲是一个大文人中的‘大反革命份子'。”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文革时期蔓延到了全国。这个时期也是1949年后知识份子自杀的最高峰。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周天 专访辛灏年：中共统治下的自杀潮(三) ----------------------------------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8月28日讯】1966年，是中国知识份子自杀潮的第三次高峰，这也正是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这些被逼自杀的人中，很多都是一心想要报效祖国的爱国人士，还有不少是中共自己的党员，但在政治运动中都成了中共打击对象。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继续来看本台记者对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的专访。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狂潮爆发。在这个疯狂的红色年代，各地自杀成风。 天津的自杀风潮，据说是由中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开的头。一名天津老大夫描述，1966年8、9月间，他在市区海河桥上，常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 据《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一书记载，仅湖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被迫自杀者就高达326人。作者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就约有20万人。 山西省《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援引内部材料说，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者就达1万多人。据北京大学的教师说，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 资料记载，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共有24位教授自杀。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饶毓泰就是其中一位。 历史学者辛灏年：“中共发动这些运动，逼着我们的无辜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自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就像有位教授所写的那样，都是为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而它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消灭个性。” 文革中知识份子们所遭受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政治迫害：当众搧耳光、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甚至剃阴阳头。 曾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他出去办事，遇见一位语文女老师，一边哭一边用手捂著脑袋，一路小跑。原来学生把她半边脑袋的头发都给剪了。 而武汉大学的刘绶松教授夫妇，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因受不了恶意的人格侮辱而自杀。 老舍当时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66年8月23号，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24号晚，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尽。中共还下令，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同一时期，北京还有一大批人像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辛灏年：“对许多知识份子来说，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就是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另外，自杀的地方更加集中在高等院校、作家协会、文艺联合会、艺术团体。我自己就是作家协会出来的。我当然知道在中国作家协会死了多少人。我们所听到的作家自杀的情况是令人吃惊的。” 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精英，怀着满腔热忱回国，却也被逼走上绝路。 例如，民国时期的两位学界大师，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分别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和曾外孙女。曾昭抡清华毕业，192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多所大学教授，是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俞大絪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进修，1937年回国，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 1966年8月25号，俞大絪在北京被抄家，被强迫下跪不说，红卫兵还剥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悲愤难抑的俞大絪服药自尽。被定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曾昭抡，第二年也被迫害离世。 不仅是知识份子，从香港回到大陆，希望报效祖国的中国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1968年先后在北京自缢身亡。他们的死，震动体坛。 从中共统治中国的1949年开始, 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几十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份子绝望自杀。这是中共煽动整个社会敌视知识份子的结果。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