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灏年：中共统治下的自杀潮(五) ----------------------------------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09日讯】在上集节目中，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总结了自杀的两大类型。其中，由于恐惧心理而自杀的人群中，还有正处豆蔻年华的青年学子们。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 我们继续来了解。 据中共《内部参考》记载，50年代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斗争和打击的态度，孤立办法之一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 严重的包括四川大学团委，仅从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到1952年7月，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1952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 另外，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1952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这些学生还被实施各种行动限制。 辛灏年：“年青人经不起这样的折磨。大多数青年学生自杀，就是因为他们被孤立，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父母对他们也救之无能、无力，所以这就属于整个制度和社会给他们造成那种恐惧心理，最后轻视人生，自杀而已！” 反右期间，《内部参考》1957年的一篇报导提到：200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辛灏年：“有人说只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大错特错！我所知道的就有几十个。我最近还为一本书写了序，这本书里面就写了一个华侨学生在大学里被批判，被斗争，然后跳楼自杀的历史。要知道，出身成分不好而被逼自杀，就使得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反动的、黑暗的等级社会，高层阶级是可以逼低层阶级自杀的，甚至进行屠杀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辛灏年表示，还有一种自杀类型，是人格型的。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份子，无法忍受对他人身、精神的恶意侮辱。 辛灏年：“ 比如说，当‘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校园里面贴出来以后，在全校被关的、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结果天天都有人跳楼、上吊自杀的。北大集中了多多少少的学术权威啊？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初期，单单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个。很多人还没有收集到很多资料。上海音乐学院，一共只有二、三百个教师，自杀的就达到了一百多人。” 另一种自杀类型，则是特殊的绝望型的。 辛灏年：“我们讲，自杀的人都是因为绝望才自杀的，不绝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但是在绝望里面还有一种绝望，在普通对生活、生命、人生绝望的背后，还有一种对信仰、对领袖、对政党、对制度、对社会的绝望。在这种绝望的前提下，有一种人被斗争到七死八活的地步，最后只好绝望自杀了。” 辛灏年表示，在绝望型自杀的知识份子中，还有更高层次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绝望，对自己曾经信赖的、赞成的、喊万岁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绝望。比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等。 辛灏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刘绶松夫妇就这么一根绳子，从挂帐子的床架上面挂下来，两个人一人一头自杀的。有些夫妇是同时吃安眠药的。这是一种绝对的绝望，这种绝望远远高于对自己生命的绝望，而是对自己灵魂的绝望，对整个社会、对人类的绝望，最根本上的都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绝望。” 然而，不管这些自杀者如何绝望，身怀多大的冤屈，在中共的眼里, 他们的自杀都不能给自己“免罪”，反而还增添了新罪。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葛雷 禁片《死灵魂》 纪录夹边沟幸存者回忆 -----------------------------------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12日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王兵的作品《死灵魂》，纪录上世纪50年代中共的“反右”运动，影片采访了120多位当年在改造农场幸存下来的人，回忆他们不曾为人所知的悲惨遭遇。 在这部长达8小时15分钟的视频，每一个受访者都是历史见证人。导演表示，这部纪录片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映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 纪录片《死灵魂》是中国导演王兵第三部关于“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电影，导演从2005年到2017年，花了12年多的时间，跑遍大半个中国，采访120多位在农场中幸存下来的人，1950年代中共反右运动的幸存者。 导演希望这部8小时15分钟的影片能承载得起那些故事和太多的内容。 1957年，中共政府发起一场反右运动，目地是把一切疑似反对当时政权的人，发放到偏远地区隔离起来。估计有几百万人被打成右派。至于如何处置这些没有触犯刑法的众多人士，中共当局出台了所谓的“劳教制度”。 1957年到1958年，在甘肃省大约有3200人被打成“极右分子”，他们被送往戈壁中的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死灵魂》的第一集“明水”，就从这里开始说起。 2005年11月9号，当时85岁的周惠南，慢慢诉说当年的情景。中共夺取政权后，当时在战场被俘虏的国民党军人，被统称为“旧军人”，周惠南就是其中一个。 周惠南：“基本上是几人隔绝，单独集中住在大房子里面，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一起搞反省，等待批判，就这样折腾了那么几个月。” 夹边沟农场，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这里曾经发生一场人间惨剧，注定了它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作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鼓吹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许多回应“双百方针”的人，最后在所谓的“引蛇出洞”的阴谋下，惨遭灭顶之灾。 1957年6月8号，毛泽东为了巩固中共政权，动用国家机器构陷迫害众多无辜的知识分子，正式发动反右运动。 反右一开始，中共对于如何划分右派没有正式文件，在那个“宁左勿右、紧跟形势”的年代，提一句意见，或领导不中听的话，都会被打成右派。 周惠南在1957年9月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被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过不久，他的弟弟周指南也被送到夹边沟。 周惠南的妻子得知先生在夹边沟生活出问题，于是她去了一趟夹边沟。 周惠南之妻：“1959年是他们自己种的(粮食)打吃的，到了1960年打不下粮食吃了，就一碗都没吃上。我看几回他们就吃那草籽糊糊，就将那草籽磨成面面，喝那种草籽糊糊，沙枣树上的叶子。到了1960年的秋天，吃野草。” 靠着亲戚的救济，周惠南的妻子几次把粮食换成粮票，买点挂面、糕点往夹边沟送去。不过，因为粮食实在太少了，一个人吃都不够了，更何况他们是兄弟两人。 周惠南：“他觉得救不了两个人，他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他就不吃了，以后送来的东西他都拒绝吃。” 熬过夹边沟的苦难，留下满身病痛的弟弟周指南。 周指南：“我哥能逃命回来，就是担任小队长，尽管是病人能逃回来，我是讨回来一命。” 周指南在接受采访不久后，过世了。 在那生不如死的年代，夹边沟的幸存者活着都无奈。 高桂芳：“能早死早死，早死了少受罪。” 纪录片《死灵魂》8小时15分钟的长度，观众不断听到受访者将自己版本的的夹边沟往事一一倾吐。 导演王兵说，这些历史如果不纪录下来，除了他们的孩子，这个社会任何人都不会记住他们。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看的时候，它总是有的。 编辑/黄亿美 后制/周天